【编者按：打工妹胡小燕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比起年初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光耀相比，这次面对的则是一片责难。因为手机被公开，有时每天要接上千个农民工的求助电话，最多的一天邮箱里有2088封邮件。不堪其负的她为保证睡眠而不得不关机，结果招致骂声一片。胡小燕的无奈是可以想见的，而这种无奈，或可作为当下之一大中国表情。透过胡小燕的这种无奈，我们看到的是她的无力，是农民工的际遇亟待改善以及利益诉求及权益维护仍不容乐观的现实情境。其实，发生在胡小燕身上的这种情形，在5年前重庆普通农妇熊德明身上也出现过。2003年，熊德明因为向前来视察的温家宝总理说了句实话，不仅帮丈夫要回了拖欠的工钱，也因此成为“名人”而被无数农民工找上门来要求帮忙讨薪，让她倍感无奈。熊德明也好，胡小燕也好，她们面对无数帮忙讨薪类的请求所表现出来的无奈，透视出中国农民工维权途径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压抑下的维权需求，最终又导致了一些畸形“政治明星”的诞生。】

       毫无疑问，胡小燕的困境映射的正是全国数亿农民工的困境。其背后隐喻的是农民工的权利贫血。而这也正是当下社会的困境之一。只要农民工权利继续虚置，农民工依然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之中，公民合法权益实际上依然难获公平公正的对待，那么胡小燕的困境就根本没法真正突围。即使不是胡小燕，换成别人，如果不屈从于客观现实随遇而安，而欲有所作为，也同样难逃胡小燕式的困境煎熬。于此而言，胡小燕的困境是必然的。正所谓形势比人强。

       无独有偶，广州市人大代表叶兰生也表示：民众不能把人大代表看成是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代表们对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强而有力。看来，不仅像胡小燕这样的农民工代表面临困境，其他人大代表似也难逃此劫。当然，困境或许是相似的，但又各有各的困境。胡小燕代表履职所遭遇的困境和无力感是切实而具体的，也尤具“中国特色”。全国2亿多农民工只有区区3名全国人大代表，比例少得可怜，而公布联系方式的似只有胡小燕。但众所周知，农民工群体又是遭遇权利侵害和社会不公最多最普遍的群体之一。要让3位人大代表甚至胡小燕一人来“代言”全国农民工，实乃不能承受之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在积极意义上表明了人大代表结构的“广泛代表性”，但显见的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把“象征意义”上的农民工代表，当作“实质意义”上的代表来看待和要求，这有些不切实际和一厢情愿。正是这样的社会“误识”，令胡小燕陷入困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小燕由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转换过程中的“非自主因素”。胡小燕代表的产生过程大致是：2007年11月，全国人大要求“农民工集中的城市要有农民工代表”，广东人大于是将省直机关的名额分了一个给省总工会，要求按照1：2的比例，推荐两个农民工代表候选人。通过重重遴选、考察，胡小燕成为最终的候选人，并在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以740张赞成票当选。由此可见，胡小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非自主性——不是她主动争着去做的，据称直至当选，胡小燕还蒙在鼓里；二是不具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性——胡小燕不是接受农民工群体推荐或委托而参选并出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数千万甚至上亿农民工没有直接投票给她，没有授权遑论代表；三是因为非自主性，胡小燕当选之前并无“代言”农民工足够的知识、技能储备和思想准备，有点像赶鸭子上架。在这当中，唯一真正确定的是她的农民工身份，但“身份”并不是其履职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可以说，胡小燕的当选更大程度上是“组织安排”的结果。胡小燕于是一下子从农民工大跃进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了所谓的“政治明星”，被视为“全国两亿农民工的代言人”。

       要反思的是，胡小燕人生角色的“剧变”，是否出于其本人的自愿、自觉。如果当代表本非胡小燕的选择，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她的角色转换就是被“绑架”的结果——即使事后她乐观其成甚至多少带有自豪。因此，胡小燕代表的诞生虽符合现行的选举规范，但也不可否认这样产生的代表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从而给其今后的履职埋下某些不确定因素。这是目前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亟需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