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调研组

        前不久，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主流报纸《卫报》刊出《展示中国的美好面貌》一文，以朴实、柔性的语言告诉英国读者“奥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中国将向何处去”等问题，在当地引起了良好反响。

而早在今年4月份，她就曾用同样的方式讲述自己在圣火传递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中国该如何直面世界？

        【编者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除了国家层面的交往，城市之间的交往也愈加频繁和深入。但是在频繁的人员来往中，我们却黯然的发现，尽管抱着很大的诚意，官员的外语水平也不断提升，但是彼此之间的交往沟通仍然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固然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的表现，也与我们所采用的沟通方式有关。

        傅莹大使在英国主流媒体上，以官员和普通作者的双重身份撰文，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因为主流媒体受众多、反响大，通过这一渠道进行沟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渠道毕竟只是客观条件，官员本人必须充分掌握当地民众的阅读、思维和理解习惯，用“外语”来沟通，才能充分发挥媒体的力量。

        这里所说的“外语”，并非指语言能力，而是指语言习惯。只有用所在国民众习惯的表达方式去说，去听，只有懂得这种“外语”，才能更多地传递善意，化解误会。如果只是“以我为主”，不顾听众、读者的接受习惯，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你说了一大箩，人家该误会还误会，该反感还反感。

        中国官员如今几乎清一色都多少会讲一点外语，语言的便利原本有利于相互交流和沟通。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不少中国官员并不善于折冲樽俎以外的沟通交流，不善于“说话”和“听话”，而只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正规的交流活动，集中在对本国政策、国情和民意的“宣读”而非“诠释”上。

        他们说的其实也不少，但往往一来场合不对——喜欢在“官面”上讲，在记者会上讲，在侨领面前讲，殊不知许多国家的民众崇尚“大政府、小社会”，民众对“官面”的消息未必关注；二来说话方式不对——一味按照本国的习惯和逻辑照本宣科，而不重视所在国民众的习惯和逻辑，不重视用对方爱听、习惯听、听得明白的方式方法去沟通和讨论，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国外许多官员外访时除了出席各种官方正式活动，对非官方、非正式和非安排性的活动都非常重视和热心。他们中有些人热衷于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打交道，有些则频繁赴各地巡访、交流，出席各种访谈、对话场合，和媒体乃至普通人打交道，甚至亲自回复当地人士的来信。这样都能大大提升彼此之间的友好度。

        此外，到当地访问前可以多找一些资料，找出一些在当地知名度高且形象正面的人士，去拜访他们，一方面可以提高访问的新闻关注度，一方面和当地的知名人士打好关系，对以后双方的交往都会有好处。

        开展政治公关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步。我国对政治公关公司并不是很了解。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算起，西方社会发展了将近四百多年，各个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圈，只要能说服其中的几个关键权势人物，那就离成功近在咫尺。华盛顿就存在着大大小小100多家的公关公司，这些公关公司的任务就是拉拢权势人物，为将开展的谈判或业务扫清障碍。

        不管是外交还是外访都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走出一个误区，认为退让就是卖国。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建立新型的柔性外交。这里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改变中国人的天朝大国心态，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光荣的孤立”，从不与其他国家搞外交，所以中国人没有树立妥协退让的外交思维。现在中国已不是天朝大国了，中国在世界上需要盟国和友邦，需要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这时就应该把柔性的外交，即互谅互让，合理妥协退让，理解为必须的外交方策。我们不要狭窄地理解国家利益，应该改变僵硬爱国思维方式，建立具有退让妥协余地的新型柔性外交，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坏事。】